本帖最后由 海伦 于 2019-6-4 11:33 编辑
作者：杨汤琛、张松建
编者按 张松建教授是新诗研究领域卓有贡献的学者。2018年10月，受澳门-广州《中西诗歌》季刊的委托，华南农业大学杨汤琛教授对张松建教授进行了书面访谈，在这篇访谈中，张松建教授回顾了他的学术历程，并就当代诗歌的生态、古典诗歌的继承、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前景等论题发表了真知灼见。访谈全文经整理后发表于《中西诗歌》2018年第4期，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杨汤琛，文学博士，教授，现任职于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晚清思想文化与文学研究，当代诗歌批评等。
张松建，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后。目前是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台湾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多年来，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个人专著《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年）。荣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优秀论文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
杨汤琛问：张老师，您好！作为海外学者中的青年一代，您在现代诗歌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颇有心得，比如您的《现代诗再出发研究》关注的是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有关论述多有创见，学界评价颇高；您的《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甫出便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溢出了学术圈为诸多圈外诗歌爱好者所推崇，您能否就相关专著简单谈谈您诗歌研究的理路？
答：我走上诗歌研究的路子与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有很大关系。小时候，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热爱唐诗、宋词、古文，甚至在高中时，偷偷学习填词，写了大约一百多首，这当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了。这种兴趣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浙江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习西方文论，硕士论文研究T.S.艾略特的诗歌理论，写了四万多字，在中国社科院的《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其中一章。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以中国一九四零年代现代主义诗歌为研究对象，因为当时很喜欢现代主义文学，认为它比较高级和先进，而穆旦、冯至等人的诗歌也很吸引我。应该说在这个学术领域，资深学者、青年才俊都有许多成果，主要是关于“九叶诗人”的论述。为了挑战这个约定俗成的框架，我从最基本的资料搜集入手，在上海、北京的图书馆调研，发现数量巨大的第一手资料，在博士论文中进行整理、排比、归类和分析，重建现代主义的历史叙事，重绘现代主义的诗歌地图。我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利用方便的资料条件，又对这个博士论文做了许多增订、修改和调整，定名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于200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2012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拙著在钩沉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文本、历史与理论，重探中国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通过作品解读、文学行为析以及对物质、制度、文化、政治的考察，重构这场文学运动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多重面向，揭示现代主义诗潮之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外部条件，对其知识构造、成就与困境进行了切实和深入的思考。
《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现代诗的再出发》有34万多字，除了导论和结论，共分九章。第一章交代现代性、现代主义等背景知识。第二章讨论四个西方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奥登、里尔克、波德莱尔）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第三章分析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总体性。第四章是针对现代主义诗学的叙论，重点研讨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论述。第五章到第九章是个案研究，重点讨论新发现的一大批诗人，包括鸥外鸥、罗寄一、路易士、叶汝琏、王佐良、吴兴华、沈宝基、罗大冈。最后是一个附录，介绍法语专家王道乾的颓废诗。一方面，此书从六个方面——主体性的分裂、反讽的强化、语言口语化和悖论性、张力追求、新感性的发现、跨文体实验——阐述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历史总体性。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批现代主义诗歌作为一种话语模式体现了态度与立场的同一性，但是缺乏匀质性的内涵，无法从静态、固定的分析范畴，对其进行斩钉截铁的“身份识别”，只能把它与大众化诗进行对照，才能发现其特定性。在这个意义上，最重要的不是它的“是什么”，而是它的“不是什么”。本书着力论证：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身份的暧昧性、模糊性、甚至临时性，不能粗暴地归咎于中国诗人的才华和学养的不足，只能从当时历史经验和现代性的角度，做进一步的描述、反思和批评思考。总之，此书结合断代研究（一九四零年代）、文学史研究（现代新诗史）、流派思潮研究（现代主义），虽然对史料的发掘是其重要贡献，但是亦涉及“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这本书的前身是2008年到2009年我在清华大学进行的博士后研究报告。此书针对现代中国的抒情主义进行多重维度的历史透视，包括它的知识根源，它与美学、政治、技术与市场的互动；抒情主义、反抒情主义、深度抒情的辩证；抒情主义在诗体论争、形象之争中的渗透和调控；以及朱光潜、卞之琳、袁可嘉、吴兴华等人在新诗理论或现代诗学方面的创见和不见。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我觉得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惜乎出于多种原因，国内外学界关注甚少。西方学者Theodor Adorno、Frank Lentrichia、Sarah M. Zimmerman、Gregory B. Lee、Daniel Tiffany、Marjorie Perlof、Helen Vendler、Paul de Man、Mutlu Konuk Blasing、Virginia Jackson、Hugo Friedrich的西方抒情诗研究，或可提供参考，但是价值有限。与这项课题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散落在“五四”以来全国各地的报章书籍中，所以史料的钩沉和整理就花费了一年时间。迩来关于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渐成显学；但是，关于中国现代抒情主义的研究，在当时极为罕见。 在研读和消化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中国现代“抒情主义”(lyricism)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越来越感到，抒情主义乃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基本构造，一个挥之不去的历史幽灵，大量的诗学争论都在这个结构中出现和展开，它不但塑造了新诗之成立的前提和预设，而且参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新和政治变革。所以，有必要回到现场，透过原始史料的梳理，重建抒情诗学的“问题史”，或可称之为“抒情阐释学”。众所周知，从19世纪末期一直到二战结束后，“现代主义”构成西方现代诗的主流，关于“情感逃避”之类的声音，堪称大宗。相比之下，“抒情主义”牢牢奠基为现代中国诗学之霸权结构，这个差异引人深思。尤其是，当我们把现代中国抒情主义与中国抒情传统、现代西方诗学来一个纵横对比，那么，一些“常识”就被问题化、历史化和复杂化了。现代中国“抒情主义”与后两者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历史与逻辑的关系，又如何随历史境遇的变迁而绽放新意？如何辨识和诠释新诗理论中的抒情主义之现代性、中国性和历史性？有哪些美学、心理学、政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动力，促使现代中国人看重抒情的潜能，为现代诗的抒情议题展开论辩，抬高“抒情诗”的地位而且创制五花八门的抒情诗样式，在微观诗学上贡献了诸多思考，使得“抒情主义”铭刻为现代诗学之基本构造？“抒情主义”在推动诗艺变革、进行政治教育、建构现代主体之外，是否存在先天性缺失或内在的紧张，引起了一些理论家的警觉、质疑和建言？
《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要想回答上述问题，我觉得，有必要从理论与历史、现代性与传统、科技与市场的多重角度，展开繁复精致的辩难。在具体的写作思路上，这项课题超越流派、风格和社团的藩篱，围绕“抒情”这个关键词和剧情轴线，以事件化、系谱学和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探勘抒情诗学之兴起、壮大、分化和重组的踪迹，揭示“抒情诠释学”从审美到政治、从理论到历史、从幻想到现实的转换，以综合性视野和宽广开放的理解方式，对抒情主义的历史性、现代性和中国性做出历史分析和理论诠释。如果理论能够动摇我们看待现实问题的框架，那么，我希望关于抒情主义的研究开启了这种可能性。2009年12月，由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专家教授组成的博士后评审委员会，针对我这个博士后出站报做出下列评价—— 张松建进入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以来，致力于中国现代诗与诗学研究，专心致志，创获颇丰：在站期间获得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北京市第34批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资助和人事部第43批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资助；在海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长篇学术论文9篇、已被接受即将发表的论文4篇，这些刊物多是国家级核心期刊如《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或不输于核心期刊的港台及国外的重要学术刊物如香港浸会大学的《人文中国学报》、新加坡的《亚洲文化》、台北的《汉学研究》，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的重要学术刊物如《现代中国》和《新诗评论》；他的学术专著《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11月出版，其博士后课题《抒情主义的美学与政治：中国现代抒情诗学之研究》更进一步独立开拓出中国现代抒情诗学这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为此他穷究文献、刻苦钻研，如期完成了一部高质量的新著，这部新著也被北京大学出版社接受，即将出版。张松建的这些论著表现出严谨求实、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学术品格，对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推进，对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同行居于领先地位，他因此受到国内外资深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孙玉石、洪子诚、叶维廉、奚密等人的一致好评，被肯认为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涌现出来的最有学术实力和前途的学术新秀。总之，张松建入站以来工作非常出色、学术成绩显著，达到了《清华大学博士后出站科研工作评审办法》关于优秀等级的1之(4)、3、4条要求。评审小组对张松建同志的科研汇报及其回答表示满意，一致评定他的博士后科研工作为优秀，同意他结项出站。 这个评审意见是对我的研究成果的鼓励和肯定。后来，这本书在201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几年来在海内外学术界赢得了普遍好评。
杨汤琛问：蛰居海外，让您得以跳出当代诗歌场域的各类装置，以更客观、更开阔的眼光来审视当代诗歌，那么，您是怎么看待中国当下的诗歌生态的？
答：在中国大陆的正统历史叙事当中，1949年是一个分界点，意味着中国历史走进了所谓“当代”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迎向改革开放，这中间的三十年是传统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时期。处在建设现代主权国家的过程中，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的各种形式（文学、艺术、影视等）都有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痕迹。这个时期的诗歌，突出大众化、家国情怀、宏大叙事，有朴实直白的特点，例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等，即是如此，这是主流的文学图景。当然还有一些作家、知青在主流文学之外，默默从事个人化的写作。 从1978年代到现在的这四十年，是德里克所谓的“后革命中国”(post-revolutionary China)、“后社会主义中国”(post-socialist China)的时代。这个时期的中国，放弃了阶级斗争与计划经济，重视法制建设和民主人权，承认个人欲望的合理和正当性，重视个人的隐私和幸福观，淡化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所以，当代文学呈现另一种风貌和路径。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朦胧诗”风靡全国，涌现了一大批杰作，十年后，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从1990年代开始，当代中国的诗歌景观更加复杂和多元。刊物、社团、流派、争论、会议、座谈、驻校诗人、选集和专集、朗诵会、发布会、评奖，踵事增华，极一时之盛。中国是诗歌大国，民间的、官方的、学院派的，各种诗歌活动，令人目不暇接。由于互联网崛起，网络诗歌走俏，文学生态有所变化。还有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和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相比，不少当代诗人强调“叙事性”。出于对宏大叙事的反抗，当下诗人强调细腻微妙的“个人化诗学”。出于对小诗、短诗作为主流体裁的反动，一些诗人致力于“长诗”和“史诗”的写作。告别了写实主义、大众化的写作模式，多数诗人追求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品格。少数诗人醉心于知识化和历史想象，大多数诗人钟情于日常生活的诗意描绘。此外，就是诗与音乐、科技的奇妙结合，出现了我所谓的“跨媒介抒情”的现象，这是“数码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在当代中国之兴盛的一端而已。还有，中外诗人的跨国互动很频繁，许多中国当代诗作被译成多国语文出版，中国诗人在国外荣获大奖，等等。
杨汤琛问：据说，您从小熟读古典文史，能背诵上千首古诗，那么，对于当代新诗的写作，您认为古典诗词传统应当如何继承呢？这不仅涉及到诗歌民族性问题，也涉及当代新诗如何在世界诗歌之林确定自身主体性的问题。
答：我从三个方面回答你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从事的是人文学科研究，这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和学术准备，而古典文学的修习就是一个有效途径。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说，在古代中国，写诗和读诗是文人最基本的教养。中华民族有一个早熟的文明，诗歌到唐代已登峰造极，元、明、清的诗歌，更多的是重复、回旋、停滞甚至倒退。现代人写旧体诗是一种个人癖好。中国古代文学早已经典化、博物馆化了。所以，我们中国人从小就阅读和背诵古诗古文，作为一种必备的修养，这是所谓的“童子功”。如果你能够背诵数千首诗词和古文，那么在合适的生活境遇中，你可以脱口而出，抒情言志，或者在文章中镶嵌成语典故、诗词名句，这种能力让你终身受用。 其次，如果有古典文史的基础，可以让你的学术论文和文学写作具有良好的文风和可读性。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白话文写作，忽略了古文的潜在价值。台湾学者的文风，文雅精炼，比大陆学者好多了。这与他们的教育背景有关。从1949年代1978年的三十年中，当中国大陆进行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的时候，台湾那边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重视古代文史的教育。你随便拿两岸学者的论著做个比较，就可以发现这个整体差异。他们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也是如此。 第三，古典文史的学习，也可为新诗写作提供灵感源泉，包括章法、句法、意象、节奏、词汇等。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吴兴华、早期冯至，他们的新诗有强烈的古典痕迹。台湾的杨牧、陈黎、余光中等人的诗风，简洁优雅，值得大陆诗人琢磨。说到底，传统与现代性是一种延异的、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是断裂和对抗，另一方面是连续和协商。西方现代诗人重视古典文学的借鉴，例如，T.S.艾略特精通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中世纪诗人但丁、维多利亚诗人的作品，不断从中发现灵感。现代汉诗从1917年开始，就遭遇身份认同的合法性危机，一直到当代，还有遥远的回声，台湾那边更是如此。一个严重的指责就是，现代诗背弃了民族传统，显得过分欧化、西化了。林毓生有一个著名观点：“五四”知识分子的全盘反传统主义造成中国意识的危机，而其特定的思维方式——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社会政治的途径——来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所以他们无法成功。不少当代中国诗人说起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米沃什、策兰、帕斯捷尔纳克，似乎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他们自己也写出了一些漂亮的诗坐，但他们的古典文史知识，不够丰富，所以无法“持续发展”。不过也有一些诗人，他们及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付出了纠偏救弊的可贵的努力。
杨汤琛问：作为一名诗歌研究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诗歌研究的学术状况和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答：古人相信，“诗”是一种神秘之物，不可解释，而且没有固定答案，所谓“诗无达诂”是也。古代诗歌评论，大多是知人论世、美刺、点评、笺注，缺乏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的方法论。“五四”以来的学者受西方文学理论和英美新批评的启发，从现代知识体系和理论方法出发研究诗歌，相信诗是一种独立自足的意义结构、一种可以进行分析的审美客体，做了许多重要的开拓工作。 当代中国新诗研究总体上有很大成就。前辈学者对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青年才俊的文本解读和分析，无论是新诗史研究，还是诗歌评论，都有许多成就和贡献。不过我觉得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理论方法比较单一。一些学者局限在“英美新批评”的套路，也有人做过文学社会学的尝试，不过总体上看，缺乏跨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态势，这可能与诗歌这种“轻薄短小”的文体有关——毕竟，它无法像小说这种文体一样，容纳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当下致力于新诗研究的学者，在作家作品、流派、文类、社团、印刷文化等大宗论述之外，或可另辟创意空间，追寻新的进路和可能性。例如，超越流派研究、断代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的现有模式，在新诗现代性的整体格局中，发现和勾勒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或文学现象，把众多竞争性的声音纳入一个共时性和历时性相交织的结构中，观察、描述和诠释这一现象或问题的历史踪迹，为重新理解新诗史提供新的思考角度。或者研究现代中国抒情诗的结构，或者探勘新诗语言观的流变，或者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文本，或者把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的结构作为单位，或者考察翻译在新诗史中的地位和功能，等等，这些也许是行之有效、富有潜力的课题。 当代国际学术的前沿研究，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方法，包括众多的文化批评理论。即使对“新批评”之文本细读的理解，不少大陆学者还是自我限制在英美学派的做法，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割裂了，未能把德、法学者的研究模式纳入自己的视野。近代以来，德国的罗曼语研究出现三位大学者，他们的著作早已成为经典，包括：库提乌斯(ErnstRobert Curtius, 1886-1956)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的《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的现实再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施皮泽(Leo Spitzer, 1887-1960)的《语言学与文学史：文体学论集》(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Essays in Stylistics)。他们做的也是文本细读，但是不同于英美新批评的狭隘偏颇，相反，他们融合了广阔的历史脉络、精彩的社会文化资料、渊博的文学史知识、细腻的文本分析和句法形式的研究。美国思想家萨义德(Edward Said) 盛赞奥尔巴赫的《摹仿论》，特地为此书的新版撰写长篇序言。土耳其裔学者KaderKonuk出版了《东西摹仿：奥尔巴赫在土耳其》(East West Mimesis: Auerbach in Turkey)。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也对奥尔巴赫非常敬重，他的《政治无意识》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Marxismand Form: 20th-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 ，强调文学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 (socially symbolicact) ，力求在审美分析和形式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把文学批评和文化政治结合起来，打开了全新的批评视野。这是詹明信对德国学者之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对当代中国诗歌研究者来说，如何突破“纯文学”的分析框架，如何避免那种单薄、随性的文学评论，如何整合其他知识源流，如何运用跨学科方法，把文本、历史、理论结合起来，从“审美分析”朝向“文化政治”，或可值得思考和尝试。 事实上，即使对新诗史展开文献学研究，也有推陈出新的方法论。我们知道，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何休、马融、许慎等人，博稽群籍，遍校群经，他们在校雠学上的成就，早已载之史册。清代乾嘉学派之惠栋、戴震、钱大昕、阎若璩、段玉裁、王氏父子的朴学功夫，也树立了光辉典范。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朱自清、闻一多、冯至等学者，也对文献学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汪荣祖称颂陈寅恪的考据学功夫十分了得，“比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楼”。当代不少青年学者贪便宜、求捷径，不肯在扎实的文献上下功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种学风的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在新诗研究的文献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开拓性的工作，在结合传统考据学和西方语文学(philology)的基础上，或可有更多的突破性的贡献。
杨汤琛问：您最近转向台湾香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转变，是跟生存语境的变迁有关吗？对于海外文学研究，您有何心得？
答：我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向台湾、香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这个学术转型，当然与个人的教育背景、生活环境和学术兴趣的转移有关。2002年1月，我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三年半内，我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现代主义新诗，也接触到新马华文文学作品，不过没有深度介入。当然，我结识了一些新马作家，阅读了一批华文文学作品；而本地关于东南亚研究的图书资料，亦相当丰富，于是我因利乘便，把研究对象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扩展到海外华文文学。后来越来越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领域。从2010年开始，我集中研读这方面的作品，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2013年7月，我重回新加坡，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新马华文文学牢牢地成为我的研究兴趣。在我讲授的五门课程当中，其中一门是“新华文学”。这些年来，我获得一些科研基金，发表过关于新马华文文学的若干篇论文。受邀担任匿名评委，审查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学术期刊上的投稿论文。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与同行展开广泛交流。多次发表公开演讲，与一般读者分享我的研究心得。担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指导教师，指导学生们写作这个领域的论文。担任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独立审查人和答辩委员，推荐发表了一些优秀的论文。受邀担任新加坡艺术理事会的专家委员，审查过许多作家的创作基金或出版基金的申请书。通过上述学术活动，我对新马华文文学有了更加透彻的理解。此外，我也开始紧密关注台湾、香港文学，发表了几篇研究论文，例如，关于杨牧、张错、梁秉钧的现代诗。
《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文学，有其特定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关怀。过去几百年当中，几乎所有东南亚的国家，都曾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这些国家有相似的历史经验和创伤记忆、民族主义的反殖独立运动、建设民族-国家的要求，以及后殖民时期的现代化、都市化、全球化的经历，还有多元民族文化的社会现实。华人通过海上迁徙、跨国移民的方式，辗转流落到这些国家，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华文文学就是华人族群的文学写作形式，它们包涵了极其丰富的内容，也是许多文化批评理论的试验场，例如跨国主义、离散研究、移民社会学等。我从这些领域发现了许多饶有意味的内容，无论是历史与哲学，还是文化与政治，都值得展开研究。在这个领域，我先后出版了几本拙著，包括《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年），以及合编的《新国风：新加坡华文现代诗选》（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8年）。
杨汤琛问：您有一本新作即将在北大出版社出版，能否预先给我们透露一下相关内容？
答：这本书名为《重见家国：海外华文文学新论》，汇集了近年来对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华文文学的研究心得。 2013 年 7 月，我重返新加坡，开始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出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我试图扩展个人的研究领域。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香港、海外的华文文学，更加密集地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除了接触大量的文学作品，我还关注后殖民批评、离散研究、性/别研究、政治哲学、移民社会学、文化研究的理论概念。但是，如何把这些理论概念整合成一个合适的阐释框架，运用到具体的文学现象的分析当中，却是我的中心关怀。那么，面对众多的文学文本，如何有效地进入，进而产生一些生产性的、批评性的观点？我认为，需要打开、照亮、唤醒、激活文本，否则，文本就是一堆僵死的资料，它们永远在黑暗中沉睡。 此书的题目，屡经变易，最后选定这个名称。所谓“家国”者，既指这批海外作家的出生地、祖国、公民权的所在地，也就是英文的“homeland”；也指这批人的祖籍地、故国原乡，也就是“ancestral lands”，在此指的是中国。所谓“重见”，就是重逢、再次相遇，也让人联想到“重见天日”、“重见光明”的说法。书中的许多作家曾在海外漂泊离散，多年以后他们得以还乡，例如杨牧从美国回到故乡花莲，张错从美国回到台湾，梁秉钧从美国回到香港，王润华从台湾、美国回到南洋，鲁白野从印尼回归新加坡、马来亚。当然还有一些作家，他们没有离散海外的经验，例如英培安、谢裕民、希尼尔、梁文福、吕育陶，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一再缅怀故国原乡，讲述中国故事。所以，书名“重见家国”，其实有二义：一是结束异国他乡的流离生涯，返归祖国，重见山河故人；二是在文字的世界里，遥想故国原乡，反思血缘神话。此外，“重见”也与“重建”谐音，暗示这批海外华文作家，志在终结离散、扎根本土，重建美丽家园。拙著试图把文本、历史与理论融为一体，朝向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方向。这本书每章的切入角度互有参差，但是“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乃是贯穿全书的两大主题。这本书是我的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文的发布获张松建先生授权。）
（文字来源：北京大学公众号“论文衡史”。图片来源：网络。）
| 
